【圆桌派】现实题材创作，何为、为何？

话题主持：赵 依

《人民文学》编辑部

主持人语

2018年第7期《人民文学》重点推出新时代现实题材作品，当期卷首提出，这是对“作家能否保有新鲜的思想敏锐性、能否具备足够的创作完成度、能否秉持初心并在对时代生活的真切体验中生成无尽的创造力的考验”。本期“圆桌派”即作同题讨论——现实题材创作，何为、为何？ 

中国的现实主义精神早已根植文学传统，正如郭绍虞先生所论：“在中国全部文学批评史上彻头彻尾，都不外文与道的关系之讨论。”儒家强调“文以载道”“诗以美刺”“劝善惩恶”和“审乐知政”等，传统儒家的现实主义精神深刻影响了各种体裁的文学。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中国古代散文强调“文以明道”，韩愈、柳宗元乃至其后的桐城派，都注重对“道”的阐发。

中国古代小说，从上古的神话传说到六朝志怪、唐人传奇、宋元话本、明清小说等，无一不侧重社会功用，在史传传统上绵延出浓烈的劝诫意味。魏晋时期的《搜神记》，虽以志怪闻名，其实不乏传奇历史故事、传奇人物故事等现实题材故事，反映当时的社会民俗、人情、思潮等等。陈寅恪先生曾以文史互证的方法推论唐人小说的现实内涵，将小说置于时事，探讨其复杂意义，从而探究小说中的真实与意图。史传传统重实录，这使文人为文更重“经世致用”，体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这一审美标准，相反影响着文章自身的艺术表达和文学审美。及至中唐，小说趋于成熟，逐渐摆脱实录传统开始虚构，虚实之间，这些以现实为题材的小说不乏神异色彩和独特的观照方法，因而显现出别致的美学风貌。明清现实题材白话小说中也存在着大量的神、怪内容，这些内容作为书写现实的外衣是否会削弱小说反映现实的力量感，是否会阻碍情节发生的逻辑与连续，是否会伤害小说的现实主义风格，都是我们在今天的现实题材创作中仍可能面对的问题。

现实，既是自然、社会、历史和思想等实际存在的总和，也是事物变化发展过程中的现象和规律。如果把历史小说作为现实题材创作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支脉，作家从历史中挖掘与现实相呼应的精髓，反映对现实的关注和批判：从上世纪二十年代鲁迅《故事新编》中的《补天》《奔月》《铸剑》，郭沫若、郁达夫等创造社作家的历史小说，到三十年代茅盾、刘圣旦等作家的古代农民起义题材小说，再到四十年代孟超、罗洪等人的爱国主义题材小说，无一不与当时当地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连，小说沟通历史和现实，不断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

此外，现实主义的当代命运，在建国以来的乡村、城镇现实题材小说中突显，我们在《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等经典作品的启发下不断自省，现实题材创作在整体上容易出现的主题先行、艺术表现单一、情节设置雷同、美学底蕴不足等问题逐渐明晰。新时期以来，文学对现实的呈现则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为代表，小说叙事的转向在情感基调、理性色彩、文化意蕴、写作策略等方面均有体现。当下，现实题材创作出现了勃发的态势，从题材观念到艺术风格均显示出更加多元的发展趋势，重新总结和研究现实题材创作的经验与教训，也就成了推动其创作的重要环节。

新时代的现实题材书写，作家需要将现实主义传统、重大题材、重要典型等纳入视野进行综合创作，这也是真实反映时代精神、提高思想艺术水平的关键命题。国家文学的兴盛，必然与现实题材文学创作的勃兴相伴，在这个文学领域中也必然需要一批经典作品和一支不断壮大的作家队伍。现实题材创作拥有繁荣的现实基础，而国家形象与中国故事紧密相连，如何在文学中树立与实际相匹配的国家形象，以文学形成积极的国家软实力，书写新时代，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和审美自觉——这是对新叙事的召唤，也是对新叙事的挑战。

近来，一些作家的现实生活题材小说呈现出艺术的嬗变，引发各界讨论。其嬗变的主要方面，说到底是作家从对生活的真诚写真转入功利化的媚俗表达，这虽是作家的艺术追求、创作意图和市场经济、影视业等合力作用下的结果，但也实实在在地昭示出提升作家使命感和引导大众审美的必要，而这对于新时代的现实题材创作无疑也是一个深刻的警示。

话题现实题材创作，何为、为何？

以各自角度切入现实

罗伟章（《四川文学》执行主编、作家）：十数年来，我自己的写作，除长篇《饥饿百年》《大河之舞》《太阳底下》和极少数中短篇，基本都可归为现实题材；即便从历史切入的小说，也首先是因为深切感受到现实的困惑与疼痛，并且在小说结构上，也与现实时空打通。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所有写作，都是“现实”的。可是到了今天，我突然感觉到，自己既不懂得现实，也不会书写现实。

这当中没有丝毫矫情的成分，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深深地陷入了这种惶惑。我想大约有两个原因：

第一，我以前的写作，很可能是在回避真正的现实。我的观察，与当下隔着一层。隔着一层不是不对，作为小说写作，太“贴”毕竟不是好事情，那容易把对象的温度当成自己的，而“自己”一旦丧失，写作的意义是不成立的。但问题在于，如果是出于惰性，或者缺乏足够的能力和勇气，对千姿百态、日新月异的时代征象，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就是另一回事了。对时代有着周密的侦察、深入的思考、切实的把握——在这样的基础上，落笔时拉开距离，与对时代根本就不了解，甚至拒绝了解，因而不得不拉开距离，有着天悬地隔的区别：前者写一片树叶，真能写出一片森林，后者便只能写出一片树叶。我们说好作品都有穿透力，能透过层层壁垒抵达生活的真实，而所谓真实，是生活本身所具有的共生与矛盾，被过去浸泡，又被未来干预，是丰饶、芜杂、混沌的存在，作家要想写出这种复杂性，并从中渡过去，获得某种本质的力量——“真实”的力量，前提是有成竹在胸。越是胸无成竹，越爱在细枝末节上用功，也越敢振振有词地下判断，从而离生活与现实越远。

1891年托尔斯泰组织救济饥荒

第二，当下强调现实题材写作，是时代的呼声，也与总结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生态有关。但在我看来，某一艺术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依靠的是一批杰出艺术家的引领，这批艺术家顺应了（反思也是一种顺应）某种需要或诉求，对世界和生命，有着方向一致的思考和艺术实践。时代为艺术家提供了出发点，艺术家潜心内化，自觉追求，日积月累，总之是一个渐进的、自然而然的过程。艺术是强调不来的，也没有几样东西经得起强调，一经强调，就成了规范，走向狭窄。我们现在对现实题材的理解，事实上是越来越窄，越来越简陋。我认为这是要特别引起重视的现象，是文学的危险现象。对现实的廉价书写已大量呈现，就是这种危险性的证明。时代波澜壮阔，生活广袤无边，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或者说一个作家之所以被称为好作家，就在于在繁复的时代经验中悉心呵护自我经验，同时也有各自切入生活的角度。唯如此，才可能百花齐放，才可能产生创新性成果。要是在浩荡的江河里抓出几条鱼来，说那几条鱼才是生活，才是“现实题材”，别的鱼虾鳖蟹和整条江河都不是，既是对生活的不敬，也是对文学的戕害。我们无法想象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手里抓着同一条鱼——如果是那样，就既没有托尔斯泰，也没有陀斯妥耶夫斯基。

现实是一块硬骨头

吴佳燕（《长江文艺》副主编、评论家）：时代现实如此庞杂多变，每一个写作者都置身其中、亲历感受，这是丰富的资源，也是巨大的挑战。它考验着作家对现实的把握分析能力，涉及如何处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文学对现实的态度、文学切入现实的路径等宏大命题。现实是一座结构复杂、线路缠结、单元纷繁的房子，作家首先是要找到这座房子的有效入口，然后走进去观察分析、一一拆解，然后在纸上去重新建构另外一座房子。文学就是对现实进行拆迁和重建，是现实之上的另外一重现实。这两重现实互相平行、彼此映照，各自是对方的门。作家就站在这两重现实之间，进进出出，回环往复。

现实如弱水三千，作家往往只取一瓢；又可以管中窥豹，得见一斑。作家喜欢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和领域，这是记忆和经验的馈赠；也会有缜密的虚构和飞扬的想象，需要天生的才情和后天的修炼。无论是城市、县城、乡村，还是官场、职场、情场，现实题材被不同的地理位置、职业行业、世态人情一一切割，任作家各取所需又暗通款曲。

詹姆斯·伍德 《小说机杼》

对现实题材的处理必然要涉及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一条大河，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浩浩荡荡，千百年来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主流和正统。从亚里斯多德的“摹仿说”到欧洲的文艺复兴，再到十九世纪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思潮，英国、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从我国古代《诗经》中蕴含的现实主义精神，到五四时期“为人生”的文学，再到新中国建国前后意识形态化的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再到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新写实”和“现实主义冲击波”，及至今天的底层写作和非虚构。现实主义文学的每一个阶段都与具体的时代现实密切相关，折射出社会变革的历史化进程，它在流变的过程中不断有汇入和分岔，蜿蜒起伏，充满巨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现实主义文学又如一棵大树，向下深扎，向上伸展，具有蓬勃的生长性和持久的生命力。复杂多变的现实是现实主义得以生生不息的沃土，作家主体的想象力、虚构力和对各种现代技巧的吸收运用让这棵大树可以脚踏一方土、头顶一片天，根基坚实又渴望飞翔。詹姆斯·伍德在《小说机杼》里认为现实主义小说具有“生活性”：“页面上的生活，被最高的艺术带往不同可能的生活。它不应只是一种文类，相反，它令其他形式的小说看上去都成了文类。因为这种现实主义——生活性——是一切之源”，而且 “所有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从奥斯丁到门罗，同时都是伟大的形式主义者”，深以为然。

现实又是一块硬骨头，有传统的阴影笼罩，也有现实的驳杂滞重。作家如何对现实发言，找到介入现实的独特而有效的路径，找到个人经验与时代经验、生命经验的最佳契合点，是一个持续严峻的考验，也需要以现实主义的精神和方法不断进行突破和创新。作家看到的，绝不仅仅是眼前的、周围的、当下的一点现实，而应该具备一双昆虫的复眼，对各种现实经验进行洞穿、透视和叠加，打通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空隧道，“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这样的现实书写才既意味深长、充满在场感，又饱含纵深感和超越性，这样的现实书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大于现实。正因如此，现实题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现实主义历久弥新、道路宽广，为写作者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和诸多的挑战。

重建小说的写实能力

傅逸尘（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评论家）：对于当下的小说创作，我有一种直感——作家们还原现实生活场景的能力，也就是写实的能力普遍不强。多数作家把功夫都下在了编织故事上，而对细节的还原，以及场景的描写能力明显不足。缺少真实细节的支撑，又不能依托于逼真的生活场景，这样的故事不仅单薄，还让人感觉虚假。

比如有些小说，故事都不错，视角独特且富于传奇性。但在我看来，却难成经典，更遑论伟大。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作者对小说的理解更多地体现在故事本身的讲述上，小说的其他元素相对薄弱许多，而作者还原现实生活场景的能力就更等而下之。

就小说的写实能力而言，十九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那些代表作家，至今令人感佩。他们对生活的描写是真实的，叙事空间是广阔的，覆盖了政治、经济、军事等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反观我们当下的小说，越写越单薄，越写越逼仄，人物更像是活在真空般偏僻角落里的木偶，言行动作亦只是服务于线性的故事走向。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就不必说了，即便是看似讲述单一事件的《复活》，我们所读到的也不仅仅是一个堕落、忏悔与救赎的故事，眼前铺展开来的是一幅广阔、逼真而且细密的生活画卷。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司汤达的《红与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它们既讲述了动人的故事，又表呈了广阔的历史与现实，作家们还原生活场景的能力更是令人叹为观止。《红楼梦》虽然重点写大观园里的女儿们，但所触及的社会生活的广度却远非一般小说所能比拟；更为重要的是，曹雪芹的写实能力当是前无古人，至今亦未见来者。

陈忠实 《白鹿原》

陈忠实的《白鹿原》围绕白、鹿两家几代人的争斗，全面描写了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渭河平原农村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与风俗，成为史诗性的民族“秘史”。书中大量的人物与风俗的细节描写，显示出作家深厚的生活积淀和非凡的写实能力。

这让我联想起，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批创作了红色经典的作家都是小说所描写的生活的亲历者。那些小说中的场景描写不单是为人物和故事存在的，它本身也是小说艺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我记得，好像是《平原枪声》里的一个细节，作家描写土造步枪的子弹从耳边穿过的声音，用的是“叭勾”两个字，这种对声音细节的逼真复现，没有生活的真切体验是写不出来的。

造成当下中国小说写实能力低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作家心态浮躁、急功近利，既不去认真观察生活、搜集素材，也缺乏描摹还原真实生活场景的耐心与耐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柳青为写《创业史》，全家人从北京迁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落户。他担任县委副书记，参加了农业合作社各个阶段的实际工作；姚雪垠写《李自成》的时候，是将李自成打过仗的地方都走了一遍的；贾平凹对商洛及秦岭乡村的历史与现实的考察研究与体验积累不仅仅是极其深入，还是经年累月的。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小说书写现实的品质。当然，这里面还存在着文学观念的差异，但中国当下作家普遍不关注生活本身的真实性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还有，我觉得是否也与影视作品粗制滥造的影响有关？复杂的不论，挑简单的说。在反映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影视剧中，谁看见过人们怎么花钱？都是抓出一把往对方手里一塞了事，或者干脆略去不表。花的什么钱？币值多少？谁发行的货币？一概没有交待。唯一敢用的就是“袁大头”。小说写得稍微虚一点还能打马虎眼，影视剧的直观性决定了必须还原真实的现实场景，可是就连我们的观众也早已习惯了这种不无任性的想当然与粗制滥造。

一位日本艺术家在评价冷军的作品时使用了“超限绘画”的概念，意即达到了油画本身的极限。冷军回应道：“油画的本质是什么？就是用画面去还原肉眼看到的事物，而我所做的，就是力争，将这个还原做到极致。”且不论这种方式方法，或艺术风格如何。单说画家的超写实功力与耐力，即非一般画家可以达至。中国作家先不要说哲学与思想，能不能先把所描写的人物、故事与生活场景写逼真了？重建中国小说的写实能力，说到底考验的还是作家的生活态度和写作伦理。

现实一种

孙频（江苏作协专业作家）：有一次在博物馆里看到原始时期的长颈鹿骨骼化石的脖子，吓了一跳，没想到那时候长颈鹿的脖子原来这么短，看起来简直像一匹马。可以想见，为了生存下去，它们是在多么漫长的时间里才渐渐进化出了后来的长脖子，成为现在看到的长颈鹿。其实从本质上讲，小说和动物植物的进化也没有太大的区别，都要经过一个漫长的时间之河的淘洗和冲刷、破坏和重新塑造。当代小说在先锋文学之后再次向现实主义回归，出现了新写实主义，以及很多与现实题材紧密结合的创作，其中不乏鸿篇巨制，同时也生发出新的问题。

在这些小说中，有一部分紧紧贴地行走，与现实靠得太近，几乎没有精神喘息的空间，甚至把网络新闻经过简单的加工就放到小说里，有一部分小说抓住了某种与时代和商业相契合的契机，能够转变成影视产品，进入资本的环节，一旦与资本结合，这样的小说中所提及的“现实一种”便分外引人注目，甚至被仿效。而在另一个领域，即与商业很难挂钩的严肃文学领域里，主流批评家的话语会引导小说中的流向，被诸多批评家诟病的一些题材会因此慢慢消失隐匿，而另一些被批评家鼓励的题材和写法会逐渐蔓延开来，这多少会造成一些雷同的面目、相似的腔调、相似的取材。

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小说仍然是一种没有独立性的物种。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小说这种精神产品要拥有自己真正独立的品格本身就不是那么容易，写作者的精神层面决定作品的精神层面，不够强大的精神很容易导致作品的跟风与媚俗。另一方面，作家们的生存处境也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一个人总是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才能感受做人的尊严。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小说跟随着时代跟随着人心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嬗变，如今小说的风潮中又出现了一种对沉重的摒弃，转而被一种轻质化代替，作家们不愿再在小说上附加太多的重量，更愿意选择一种流云与清风式的一笔带过。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那种大象般沉重敦实的传统现实主义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并且被视为是一种文学上的过时，与现实隔开距离的清高的先锋文学也已是明日黄花，新写实主义亦成为一种缺少艺术性的过去时，新的现实题材、新的表达方式，一种与现实全新的结合方式正在悄然生长，不一而足。

细细想来，小说这种精神与心力的产物，以文字做肉身，以人心为魂魄，无形却坚固，不管是在全民狂热的时代还是在如今小众的冷清当中，都自有它不朽的生命。流动在小说中的现实都是活的，这不仅是小说所涉及到的现实，还包括它如何来表现这现实。小说中的“现实一种”与所有的时代产物一样，既是一种经济和文化的产物，也在流动中不断被新的生命与心跳所代替。就像我们记忆中的那些童年、少年、成人，我们故乡的平房、胡同在一点点消失、消逝，最后变成了如今把我们围困于其中的高楼大厦。我们记忆中骑着自行车撒开双臂的一刹那变成了如今地铁上的熙熙攘攘。

现实主义的想象力

赵天成（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评论家）：1986年，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王蒙在为刘索拉小说集《你别无选择》写序时，以一种略显无奈的口吻写道：“中国真是太大了！刘索拉有刘索拉的真实，正像贾平凹有贾平凹的真实，王安忆有王安忆的真实一样。”言下之意，作家笔下的现实，都只能算是现实一种，已经暗示出伴随社会分层而来的理解危机。三十年过去，危机并未解除，反而更深地侵入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去年10月，因某演艺明星的求婚钻戒引发的吐槽“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一夕之间爆红网络，由此衍生的“XX限制了我的想象力”也迅速成为流行语，可以替换“贫穷”的修饰语还有庸常、纯洁、单身、富有等等。这些指涉特定社会群体的词汇的罗列，意味着在今天貌似广阔的公共生活中，其实布满限制想象、阻碍沟通的重重壁垒。而当文学秉持现实主义的理想，直面歧义丛生的当下生活时，这些隐形的壁垒也就转而成为现实主义的限制。

有评论家认为，当下写作的主要问题，在于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沉溺于对自我的关注和表现。我以为不然。仅我目力所及，一批兼具才华和抱负的青年作家早已超越了一己之私，自觉地拥抱“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的历史意识。他们不满足于书写封闭性的私人情感，而是力图写出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国故事，勾勒一群人或是一代人的精神史。不仅如此，马金莲的《长河》、孙频的《松林夜宴图》、张悦然的《茧》、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等作品，颇具野心地逆流而上，将这一代人的精神难题回置于父辈乃至祖辈的历史当中，在更具纵深感的视野中探讨罪与罚、怕与爱的思想根源。但必须承认的现状是，今天我们谈论和书写的“现实”，实际上是被限定的现实。

陀思妥耶夫斯基手稿

作家对于现实的想象方式，受制于他们的身份、立场、经验和趣味，也受制于他们对于时代的观察视角和认知能力。我们甚至还可以套用王蒙的话说：“马金莲有马金莲的真实，正如孙频有孙频的真实，周嘉宁有周嘉宁的真实。”而真正的问题在于，马金莲的乡村、孙频的小镇和周嘉宁笔下的大都市，虽然同在中国的版图之上，却仿佛属于不同的世界。更具体地说，当下小说中常见的主题，如北漂青年的艰辛奋斗、留守老人的凄凉晚景、代际之间的交流障碍、原生家庭的精神创伤等等，足以吸引具有相似经验的受众，却很难让不同背景的读者感同身受。在总体性破碎的时代，由“我”通向“我们”的渠道不再畅通无阻，对一种生活具体、及物、细致入微的摹写，已不足以概括丰富庞杂的当代生活。今天必须追问的是，什么是真正的、具有穿透力的现实主义写作？或者说，怎样才能通向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最高意义的现实主义？而问题的本质是，如何激活现实主义的想象力，从而使文学穿越障壁，通向别样的人们？

所谓现实主义的想象力，实质无非是如何把握当下生活的本质及其历史意义。因为最高意义上的现实，其实就是历史本身。近年来不少作家尝试将亲身经历的“大事件”——诸如香港回归、千禧年、申奥成功、非典、北京奥运、汶川地震——嵌入小说的肌理之中，以此舒缓历史虚无的焦虑。而事实却是，尽管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历史，但不是每一代人都具有等量的历史事件和历史时刻。今天被我们视作历史的那些时刻，或许只是因为距离太近，以至于我们夸大了它们的意义。而真正的历史裹挟着每一个人，无论置身其中的个体，妄图参与还是逃避。

直面现实，挖掘人性深处的光与暖

马金莲（民盟固原市委会秘书长、作家）：记得当年我刚开始文学创作，就直奔小说而去，第一篇习作是小小说。当时我就读的学校举办了一个文学研讨会，会上大家讨论到一个问题，文学会不会死？因为那时候文学界已经有了一个端倪，阅读的人越来越少，文学的吸引力正在日渐减弱。我却固执地觉得，文学怎么会死呢，不会死，甚至连这个问题都不算一个问题，甚至不需要拿出来展开讨论。因为人，人的内心，人的生活，还在延续和演绎，只要这些存在，那么，文学就不会消亡，因为文学就是解决人的心灵问题的钥匙和路径。

我一路埋头写到今天，这些年从来没有质疑过文学存在的意义。而今天纯文学越来越边缘化，我觉得有必要认认真真地面对和思索一个问题，纯文学存在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现实是我这些年选定的写作领域，书写现实，关注当下，挖掘和表达社会最底层最广泛的群体和最广阔的人心，而广大普通人的生活，才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真实面目。

我出身乡村，三十多年来一直在最底层游走，对底层生活有着切肤的感受和直接的识见，这些都成为了我写作取之不尽的财富。去年的中篇小说《旁观者》就是一例，在一所即将搬迁的县医院住院部，在嘈杂凌乱的环境里，我就是一名最普通的患者，我亲身感受着生活的挤压和命运的考验，我也亲眼看到别人的事件在眼皮底下上演。当时内心的冲突十分激烈，我感觉非得写一写民工和留守这样的现象。于是便有了《旁观者》里的喟叹和同情、疼痛和呼喊。长篇小说《马兰花开》也是在亲身经历的生活基础之上，又汇集大量采访，紧密结合当下乡村生活写出来的。还有刚刚完稿的长篇小说《孤独树》，是在对农村留守现象的大量观察、调查、思考的基础上构思创作的。最近的中篇小说《底色》《伴暖》《低处的父亲》《我的姑姑纳兰花》等都取材于现实，饱含对现实的深切关注和深入思考。

西海固掠影（图片来自网络）

我接下来的创作，还是会沿着这个方向，面对我们身处的时代，和身边大量挣扎在生活里的人群，他们的人生故事和为生活所做的挣扎与付出，简单但也感人，朴素却也蕴含着力量，所以我觉得书写这样的生存和人生故事，才是我一辈子该做的事情，也是一辈子不后悔的选择。直面生活，不回避，不美化，不歪曲，也不退避，迎头而上，去思考，去面对，去表达，去呼吁，去真诚地拥抱，去大声地呼喊，是一个现实书写者的良心和责任所在。

当然，现实很复杂，写好现实，写出好作品、大作品和有深度的作品，是我一直努力的方向。我一直书写的乡村题材，前些年和最近就有很大不同。时代和社会都在大踏步地走向现代，我的笔触没有理由还停滞在乡土的诗意和美好当中，裹足不前，流连忘返。当下，乡村也在发生着剧烈变化，其实不仅仅是当下，乡村作为一种社会形态，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前行的步伐。只是这些年随着现代化的步伐和城镇化等热潮，乡村正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人口流失，土地荒芜，不仅带来经济上的考验，还有精神内核上的考验，甚至是分裂、重组和如何传承和接续的问题。作为坚持乡土写作的青年作家，我觉得自己要勇敢地去面对乡村的诸多问题，要有深入现实的勇气，要有深刻认识和剖析现实的能力，在此基础上进行书写，深刻地反思、深情地讴歌，挖掘深埋在人性深处的光明与温暖，用文学的灯火照亮自己并温暖他人。

杂志美编：郭雪艳

专题组稿：梁豪　赵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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